西晋的兴起及制度（2 / 2）
在上述内徙的氐、羌、匈奴、羯人的外围，东到辽东，西至今青海，横跨蒙古草原，一个新兴的游牧民族集团渐趋活跃。
这个总称为“鲜卑”的民族集团，起源于今大兴安岭东麓，当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帝国在西汉武帝以来连续打击下解体后，他们逐渐向西迁徙，吞并融合残余的匈奴部落及从西伯利亚南下的丁零族，力量逐渐强大。
东汉末年及曹魏初，鲜卑先后在蒙古草原上建立起以檀石槐及轲比能为首的部落联盟，其内部社会关系也逐渐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曹魏末年到西晋初期，鲜卑慕容部、宇文部、段部据有辽东、辽西；拓跋部雄居塞北，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其政治中心，并先后与魏晋政权发生政治联系。
鲜卑乞伏部及拓跋部的一支迁徙到今陕西、甘肃北部边境地区，而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则移居到青海草原。
在内徙的乌桓、匈奴、氐、羌等少数族中，一部分成为西晋政权的编户齐民，承担封建国家规定的赋税徭役，其主体部分则族聚而居，虽受封建国家的控制，但各自有王、侯、部帅等首领。封建政府的剥削、王公贵族对少数族人口的掠夺以及与汉民杂居时造成的民族纷争，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各少数族首领也往往利用这种矛盾，伺机获取自己的政治权利。
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境内的鲜卑人秃发树机能举兵反晋，西晋损兵折将，直到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才将其镇压下去；
泰始七年，南匈奴右贤王刘猛起兵反晋，因其内部不和迅速败亡；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匈奴豪族郝散起兵攻上党郡（治今山西黎城南），不久战败被杀；
元康六年（公元296年），郝散弟郝度元率冯翊（治今陕西大荔）、北地（治今陕西耀县）一带杂居的匈奴人和羌人起兵，秦州（治今甘肃甘谷西）、雍州（治今陕西西安市）二州的氐人和羌人群起响应，推氐族首领齐万年为皇帝，到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才被西晋政府镇压下去。
曹魏末至西晋时，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注意到少数族内徙后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并提出种种解决办法。曹魏末年，邓艾就曾向执政的司马师建议遏止匈奴南单于统辖其部民的权力，逐渐将关中地区与汉民杂处的氐人和羌人迁到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区；
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御史中丞傅玄又请求在今陕北地区新置一郡，将秦州数万鲜卑人迁到该郡及其毗邻的安定郡（治今甘肃泾川北），以绝后患；
太康初，侍御史郭钦又提出将居于关中的氐、羌迁到北地、西河（治今山西离石）、安定等郡，募徙汉民充实上郡、冯翊，以死罪囚徒及中原兵士之家充实平阳（治今山西临汾西）北部各县，防止匈奴势力的发展，并“渐徙平阳、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北）、魏郡（治今河北磁县南）、京兆（治今陕西西安市）、上党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使“裔不乱华”。
及关中氐、羌、匈奴等族共拥齐万年反晋，晋山阳县令江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论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而各少数族“以贪鄙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是隐伏的大患，因此提出具体的“徙戎”措施，“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
西晋时，各少数族内徙的各种原因并未消除，政治经济基础薄弱的西晋政权要解决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问题，也难骤收成效，而沉迷于奢侈的西晋统治阶层也不可能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因此，江统等人基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提出的种种迁徙少数族的措施，不可能实行，他们对少数族乘机起兵的忧虑在西晋末年终于因八王之乱而成为事实。内徙及将要内徙的各少数族不仅将西晋帝国送入坟墓，而且在其后两个多世纪中，在中国北方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
（四）西晋的瓦解
1.政坛奢侈之风与清谈之弊
西晋皇室本出世家大族，又因执政而夺取政权，魏代公卿大臣亦为新朝开国元勋，没有经过艰难的创业过程，西晋建立后，也少有励精图治之举。
晋武帝虽在灭吴之战中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但他过分优宠贵戚大臣，听任其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晋武帝本人也追求享乐，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下令选取公卿以下女子充入后宫，禁止百姓婚娶，灭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5，000多人全部收取，宫女万人，许多人受到他的宠幸，以致于他无所适从。
他还卖官取钱以供享乐，被人当面指责为不如东汉桓、灵二帝。上而如此，下必甚焉。太尉何曾衣服装饰，极尽奢华，一日餐费达万钱，还说没有可口的饭菜。何曾子何劭亦官至三公，奢华超过乃父，每日生活费高达二万钱。
侍中和峤竟用人乳养小猪以供蒸食。当时贵戚王恺、羊琇、石崇等人均以奢华相较量，石崇与王恺斗富，任意毁坏大量财物，夸示豪富，则令人触目惊心，可是晋武帝不但不加禁止，反而推波助澜。为了满足奢侈的需要，贵族官僚们广占土地，掠卖人口，视钱如神。时人鲁褒曾作《钱神论》加以讽刺说：“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
谚曰：‘我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钱而已。”
权贵们在生活上极尽奢华，对政事却不加用心。西晋时，玄学盛炽，玄学人士手中挥舞标明身份的麈（zhu，音主，兽名，形如鹿）尾，以《老子》、《庄子》及《易经》为“神聊”的主题，追求一种放达而无拘束的生活，其末流则以沉醉不醒，**相逐为荣。
当朝权贵如王戎、山涛等均为玄学名士，他们追求玄学所倡导的“自然”，但又舍不得放弃权势，于是宣扬一种周公、孔子“名教”与“自然”相同的说教，表明自己虽身处朝堂，内心却在自然山水之中，因而他们一方面官高位显，一方面又怠弃政务，参与清谈，以短言隽语博取名誉。
王戎堂弟王衍在晋武帝末及惠帝初历官黄门侍郎、尚书令，而终日“唯读《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黄’。..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
在他的影响下，尚书郎以下官员也羞于谈论儒家伦理及致治之术，以废弃政务者为高雅，流风所及，“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当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之时，为政者却崇尚清谈，追逐玄虚，后人常指斥王衍等人以清谈误国，确实没有错怪他们。
2.八王之乱
西晋封宗室子弟为王，又让他们充当都督，出镇战略要地，他们“或出拥旌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欲以此拱卫司马氏皇权，反给他们争逐皇位提供了条件。
晋武帝建立西晋，不忘其父、祖司马昭、司马懿等创立之功，将他们的子弟均封为王，又为他死后皇位继承人之争埋下了祸根。因权势争夺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使西晋政权崩溃的八王之乱，正是不同派系的司马氏宗王之间的厮杀。
八王中，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儿子，河间王司马伷、东海王司马越也是司马懿一系的人物；齐王司马伷是司马昭的孙子，因其父司马攸曾过继给司马师，名义上又是司马
师的后代；楚王司马玮、长沙王司马伷、成都王司马颖则是晋武帝的儿子。
宗室诸王如竟陵王司马懋、常山王司马衡、新蔡王司马腾、梁王司马肜等也参与了八王的角逐。
八王之乱开始于宫廷斗争。晋武帝晚年，诸子幼小，太子司马衷（公元259—306年）又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白痴，朝廷百官大都倾心于身兼侍中、司空、太傅数职的齐王司马攸。
司马攸是晋武帝弟弟，曾过继给司马师，司马昭执魏政时，自以为得之于司马师，有过让司马攸作身后继承人的打算，临
死又让司马攸之兄司马炎即晋武帝继任。
在晋武帝初期，司马攸待人宽厚，好学而勤于政事，因而受到朝臣的推崇。晋武帝对这个弟弟本就心怀猜忌，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因谄媚求进受到司马攸的痛恨，他们怕司马攸继承帝位后于己不利，遂劝晋武帝令诸王各返封国，司马攸首当其冲。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晋武帝不顾众多朝廷大臣留司马攸于洛阳匡辅朝政的请求，逼司马攸归封国，司马攸不久忧愤得病而死。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晋武帝病死，皇太子司马衷即位，即晋惠帝，其外祖父杨骏任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辅政。杨骏弟杨珧任卫将军、杨济为太子太保，共掌朝政。
惠帝皇后贾南风企图自己掌握大权，遂利用宗室诸王不满杨氏兄弟专权的情绪，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二月密召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司马玮入朝，次月诛灭杨氏兄弟及其同党，以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朝廷重臣太保卫瓘共同辅政，宗室诸王多被召入洛阳，授以要职。这年六月，贾后又令当时任卫将军的司马玮杀死司马亮、卫瓘，随即又以司马玮擅杀朝廷大臣为名，将他处死。此后数年中，贾后依靠其族兄贾模、内侄贾谧及名士张华、裴頠、王戎等控制朝政，政局相对稳定。
惠帝所立皇太子司马伷非贾后所生，而司马伷又与贾模发生冲突。元康九年十二月，贾后将司马伷废黜，并将他囚禁起来。永康元年（公元300年）
三月，又假托惠帝命令，将司马伷处死。四月，梁王司马肜、赵王司马伦利用其掌握的禁军，又借惠帝名义，废贾后，杀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頠、侍中贾谧等，司马伦自任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
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正月，司马伦称帝，尊惠帝为太上皇。三月，镇许昌（今河南许昌市）的齐王司马伷、镇邺城（今河北磁县南）的成都王司马颖、镇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的河间王司马伷联合举兵，以讨伐司马伦为名，豫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新野公司马歆起兵响应。
四月，司马伷、司马颖击败司马伦的军队，进入洛阳，拥惠帝复位，司马伷随后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掌朝政。
太安元年（公元302年）三月，晋惠帝唯一的后人皇太孙司马尚病死，皇位继承人空缺。
司马伷遂立晋武帝子清河王司马遐年仅8岁的儿子司马覃为皇太子，以图长期执政，并打消司马颖、司马伷作为晋惠帝弟弟对皇位的觊觎。十二月，司马伷上书朝廷，称司马伷欲自立为帝，与司马颖、司马歆及范阳王司马伷再次起兵攻洛阳，逼司马伷罢职。在洛阳任骠骑将军的长沙王司马伷趁机举兵攻杀司马伷，惠帝于是任命司马伷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执政，司马颖、司马伷各还本镇。
太安二年八月，司马颖与司马伷又以反对司马伷专执朝政为名，各率大军向洛阳进击，与司马伷军战于洛阳城外，三四十万大军急战三个月之久，洛阳城内粮食缺乏，而“诏命所至，一城而已”。
留住洛阳城内的东海王司马越于是联络部分禁军将领，擒司马伷，开城求和，司马伷被处死，司马越被任命为尚书令。司马颖升任丞相，他将自己的五万多部队布置在洛阳各城门，又以三支部队代替宿卫禁军，自己却返回邺城。司马伷也回到长安。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三月，司马颖经司马伷推举，被封为皇太弟，作为晋惠帝的法定继承人，以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在邺城遥控朝政。他“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心。..大失众望”2。七月，司马越率豫章王司马炽、襄阳王司马范及朝廷百官，举兵十余万，奉惠帝进击司马颖，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大败于司马颖军，惠帝被俘入邺城，司马越逃归封国，集合力量。司马伷则乘此机会，令其部将张方率军进驻洛阳。
八月，与司马颖有矛盾的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司马越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率乌桓、鲜卑士兵进击司马颖，攻下邺城，司马颖拥惠帝逃奔洛阳。
十一月，张方将惠帝劫持到长安，司马伷遂废司马颖皇太弟名号，改以晋武帝第二十五子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自以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执政。
永元二年（公元305年）七月，司马越于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起兵，向西进攻司马伷。次年六月，击败司马伷军，迎惠帝还都洛阳，司马伷、司马颖相继被杀，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方告结束。十一月，惠帝病死，皇太弟司马炽继位，即西晋怀帝。司马越以太傅、录尚书事之职执政，八王之乱造成的恶果也由司马越一人独吞，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与少数族反晋活动交织在一起，使洛阳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3.流民起义
晋惠帝即位以后，政乱朝危，八王之乱后期大规模的内战又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加上惊人的旱灾，在安定时期也仅能勉强生存的广大百姓遂抛弃家园，奔迸流移，结成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流民群。地方豪族乃至一些地方官吏也随流民活动，往往成为流民群的首领，这使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与秦汉农民大起义相比，独具特色。
早在晋惠帝元康年间，由于氐族人齐万年起兵反晋，秦、雍一带又连遭旱灾，略阳（治今甘肃天水东北）、天水（治今甘肃天水）等六郡民数十万人在李特、阎式、赵肃等氐、汉豪族的率领下，到梁、益二州逃荒避乱。
益州刺史赵廞召集六郡人中勇壮者万余人，密谋割据称雄。后赵廞猜忌氐族人李特兄弟，李特率流民7000余人进攻成都，赵廞败逃被杀。继任益州刺史的罗尚逼六郡流民返归故土，并试图杀其首领以掠取财物。
李特于是聚集流民起兵，自称益州牧，因其政令简明而受到益州当地百姓的拥护。李特战死后，其弟李流、李雄相继统领起义流民。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攻下成都，自称成都王。晋永兴元年（公元306年），李雄称皇帝，年号“晏平”，国号大成，以成都为都城。
后李寿于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这个割据政权在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被东晋消灭。
李特兄弟在益州起兵时，西晋政府令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市）征发武勇赴击，严期督促。
被征发者离家不远，便流亡聚集。太安二年春，平氏县（治今河南桐柏县西）小吏张昌在安陆县（今湖北安陆）聚集流亡到该地的数千人，攻下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推山都县（治今湖北谷城南）吏丘沈为皇帝，建元神凤，张昌自为相国。丘沈改名为刘尼，声称自己是汉皇室后裔，江、汉间百姓群起响应，迅速控制了荆、江、徐、扬、豫五州大部分地区。
同年秋，张昌被晋荆州刺史刘弘部将陶侃攻杀。次年，奉张昌之命率军进攻江、扬二州的石冰、封云也相继败亡，起义失败。
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西晋政权派兵遣送聚集在南阳一带的关中流民回归本土，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王如率流民少年将政府军击败，与庞实、侯脱等流民首领相率起兵反晋，王如自称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但他们相互攻击，王如称臣于反晋的匈奴刘聪，侯脱则勾结羯人首领石勒。
后侯脱被石勒所杀。永嘉六年，王如向西晋将领王敦投降，不久亦被杀。
李特等关陇流民在益州起兵时，益州土著居民四五万家流亡到荆州和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他们受当地地方官员的歧视和压迫，与当地居民也不断发生冲突。
永嘉五年，流民李骧于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北）聚众起事，晋荆州刺史王澄袭杀李骧，并将8000多流民沉杀于长江中，晋湘州刺史荀眺也打算将益州流民全部捕杀。流民遂同时起义，推乡里望族、原益州秀才杜弢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攻湘州各郡，直到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才最后失败。。
4.刘渊、石勒的反晋活动
与流民起义相比，匈奴刘渊与羯人石勒的反晋活动对西晋政权的威胁更大，并最终消灭了西晋政权。历史上将匈奴、羯人反晋活动称为永嘉之乱。
八王之乱中，争战的各方及依附于八王的西晋州郡牧守纷纷联络各族居的少数族，以扩大势力，为少数族参与西晋政争并自求发展创造了条件。
早在晋惠帝即位之初贾后专权时，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伷及并州刺史司马腾均私自遣使到塞北的鲜卑拓跋部，加以笼络，司马颖还上奏朝廷，让并州匈奴左部帅刘渊作行宁朔将军、监匈奴五部军事，晋安北将军王浚竟先后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辽东鲜卑首领务勿尘、苏恕延。
司马颖将刘渊收罗在自己麾下，他受封为皇太弟时，任命刘渊为太弟屯骑校尉，后击败司马越，又任命刘渊为冠军将军，封他为卢奴伯。
当司马腾招集鲜卑拓跋部，王浚拥辽东鲜卑及河北乌桓，连军进攻邺城时，司马颖接受刘渊的建议，任命他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让他回并州招集五部匈奴反击司马腾等。
刘渊还至匈奴族众所在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后，匈奴贵族认为摆脱西晋统治的时机已到，于是共推刘渊为匈奴大单于，迅速建成一支5万人的军队。
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司马颖被王浚击败，逃奔洛阳，刘渊便自称为汉代皇室刘氏之后，追尊蜀汉后主刘禅，自封为汉王，年号元熙，公开反晋。
刘渊称汉王后，击败司马腾，并州地区两万多户汉族百姓随司马腾向南流亡，号称“乞活”，随后数十年中，这些“乞活”的流民组织一直与匈奴及羯族政权为敌。
刘渊不久得到在青徐二州起兵反晋的东莱（今山东掖县）人王弥及羯人石勒的归附，势力很快扩大到黄河以北地区。
石勒（公元274—333年），字世龙，出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羯人，他的祖父和父亲均为羯族部落小酋长。石勒曾因作小生意到过洛阳，后还乡耕种，代其父统辖所部羯人。
晋惠帝太安年间，并州地区饥荒骚动，刺史司马腾虏掠羯人，卖到河北，以获取军饷，石勒也被卖给茌平（今山东茌平县西）一家人作奴隶，不久被主人放免，为人佣耕求食。当时西晋在茌平设有养马的马苑，石勒与马苑长官汲桑联络，招集王阳等八个伙伴，乘苑马抢掠财物。
及成都王司马颖败于王浚、司马腾，司马伷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并废黜司马颖皇太弟名号后，原司马颖部将公师藩在河北起兵，抗击司马伷，石勒与汲桑率马苑牧人投靠公师藩。公师藩不久被晋濮阳太守苟晞击杀，石勒、汲桑逃回马苑，率牧人劫郡县囚徒，招山泽亡命，以拥成都王司马颖为名。
后奔袭邺城，杀从并州逃亡而来的司马腾，但不久却遭到司马越部将苟晞毁灭性的打击，汲桑战死。石勒逃回上党，率于当地筑垒自守的羯族酋长张郃督、冯莫突等投奔刘渊，被任命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领羯人，时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末。石勒从此成为少数民族反晋的领袖人物。
永嘉二年，刘渊基本上控制了并州全境，于是称皇帝，以汉为国号，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任命石勒为汉持节、平东大将军、都督山东征讨诸军事，进军河北。
石勒迅速攻占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各郡，杀西晋地方官吏及冀州刺史王斌，攻陷100多个汉族豪族及百姓屯守的坞壁堡垒，将强壮者充作兵士，并将其中“衣冠人物”集中在一起，称“君子营”，以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县东）人张宾为谋主，“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
这时，刘渊之子刘聪也奉命攻下上党郡（治今山西黎城西南），打通了进军洛阳的道路。
永嘉三年，刘聪渡过黄河，进至洛阳城外，司马越据城迎战，将其击败，乞活帅李恽等赴救洛阳，刘聪退走。永嘉四年六月，刘渊病死，刘聪杀其兄刘和，自立为汉皇帝。九月，刘聪命刘曜、刘粲、王弥等再次进攻洛阳，石勒也渡过黄河，攻占南阳、襄阳等城，收降王如等反晋的流民起义军，对洛阳形成迂回包围的态势。洛阳发生饥荒，司马越发羽檄急召州郡赴援，晋怀帝对使者说：“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1但司马越执政后，专擅威权，谋取帝位，“州郡携贰，上下崩离”，而州郡牧守如琅邪王司马睿等各图趁乱发展自己的势力，“所征皆不至”。
十一月，司马越弃怀帝，率众20多万逃离洛阳，向东进发。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病死于项城（今河南沈丘），大将军、襄阳王司马范与太尉王衍率众继续向东逃窜。
四月，王衍等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县东）被石勒大军追上，王公以下及士卒共10余万人被杀，王衍及晋宗室诸王48人被俘，不久亦被杀。
八王之乱中硕果仅存的司马越势力就此消失，清谈家王衍从此留下“误国”的骂名。
5.西晋的灭亡
司马越逃亡之军覆灭后，洛阳孤城对敌。永嘉五年六月，刘曜、王弥、石勒挥师洛阳，洛阳城中的西晋公卿作鸟兽散，晋怀帝试图逃奔长安，被刘曜等追上，公卿士卒3万多人被杀，洛阳宫殿被烧，妃后受辱，晋怀帝被掳入平阳。永嘉七年二月被刘聪所杀。
洛阳失陷，怀帝被俘后，逃亡在外的晋司空荀藩传檄州镇，推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的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青州刺史苟晞则拥立晋武帝孙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自封为尚书令，拜置官属；驻于幽州（治今河北涿县）的大司马王浚也承制假立太子，署置百官。
永嘉六年，豫州刺史阎鼎挟持晋武帝另一个孙子秦王司马邺西奔长安，雍州刺史贾疋遣兵迎接。次年四月，怀帝死讯传到长安，司马邺被拥立为帝，即西晋愍帝。
晋州镇势力人物如司马睿、王浚、凉州刺史张郃等虽遥奉晋愍帝的号令，但他们对长安这个几乎由清一色的关陇人组建的临时政府并不感兴趣，各图自保，未能响应晋愍帝的号召，派兵共骧义举，“荡除凶寇”，“奉迎梓宫，克复中兴”。
这时长安频遭战火洗劫，“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关中地区发生严重饥荒，疾病流行，盗贼遍起，百姓被迫相互残食，关中豪族各筑坞自守，临时政府分别任命他们为将军、太守，朝廷大臣阎鼎、索綝、梁综等又相互猜疑，甚至兵戎相见，因此晋愍帝长安政权难以形成稳定局势的力量。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刘曜围攻长安，“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
在外援不至的情况下，晋愍帝决定投降，“庶令黎元免屠烂之苦”，于十一月“肉袒衔璧，舆榇出降”，与其公卿大臣一同被俘入平阳。次年十二月，晋愍帝被杀，西晋灭亡，琅邪王司马睿随即称帝，仍以晋为国号，在江南建立起司马氏流亡政权。
西晋的瓦解与东汉帝国瓦解一样，有其内部政治与经济的因素起作用，但又不全同于东汉帝国分解为三个鼎峙的割据政权，因为民族冲突逐渐成为西晋末年动乱的根源。
全国的重新统一就有待于各个进入中原的少数族的活力逐步消失，民族融合完成以后，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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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总称为“鲜卑”的民族集团，起源于今大兴安岭东麓，当蒙古草原上的匈奴帝国在西汉武帝以来连续打击下解体后，他们逐渐向西迁徙，吞并融合残余的匈奴部落及从西伯利亚南下的丁零族，力量逐渐强大。
东汉末年及曹魏初，鲜卑先后在蒙古草原上建立起以檀石槐及轲比能为首的部落联盟，其内部社会关系也逐渐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曹魏末年到西晋初期，鲜卑慕容部、宇文部、段部据有辽东、辽西；拓跋部雄居塞北，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其政治中心，并先后与魏晋政权发生政治联系。
鲜卑乞伏部及拓跋部的一支迁徙到今陕西、甘肃北部边境地区，而慕容鲜卑的一支吐谷浑则移居到青海草原。
在内徙的乌桓、匈奴、氐、羌等少数族中，一部分成为西晋政权的编户齐民，承担封建国家规定的赋税徭役，其主体部分则族聚而居，虽受封建国家的控制，但各自有王、侯、部帅等首领。封建政府的剥削、王公贵族对少数族人口的掠夺以及与汉民杂居时造成的民族纷争，使民族矛盾日益尖锐，各少数族首领也往往利用这种矛盾，伺机获取自己的政治权利。
西晋泰始六年（公元270年），凉州（治今甘肃武威）境内的鲜卑人秃发树机能举兵反晋，西晋损兵折将，直到咸宁五年（公元279年）才将其镇压下去；
泰始七年，南匈奴右贤王刘猛起兵反晋，因其内部不和迅速败亡；元康四年（公元294年），匈奴豪族郝散起兵攻上党郡（治今山西黎城南），不久战败被杀；
元康六年（公元296年），郝散弟郝度元率冯翊（治今陕西大荔）、北地（治今陕西耀县）一带杂居的匈奴人和羌人起兵，秦州（治今甘肃甘谷西）、雍州（治今陕西西安市）二州的氐人和羌人群起响应，推氐族首领齐万年为皇帝，到元康九年（公元299年）才被西晋政府镇压下去。
曹魏末至西晋时，一些有识之士越来越注意到少数族内徙后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并提出种种解决办法。曹魏末年，邓艾就曾向执政的司马师建议遏止匈奴南单于统辖其部民的权力，逐渐将关中地区与汉民杂处的氐人和羌人迁到他们原来的居住地区；
晋武帝泰始四年（公元268年），御史中丞傅玄又请求在今陕北地区新置一郡，将秦州数万鲜卑人迁到该郡及其毗邻的安定郡（治今甘肃泾川北），以绝后患；
太康初，侍御史郭钦又提出将居于关中的氐、羌迁到北地、西河（治今山西离石）、安定等郡，募徙汉民充实上郡、冯翊，以死罪囚徒及中原兵士之家充实平阳（治今山西临汾西）北部各县，防止匈奴势力的发展，并“渐徙平阳、弘农（治今河南灵宝北）、魏郡（治今河北磁县南）、京兆（治今陕西西安市）、上党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使“裔不乱华”。
及关中氐、羌、匈奴等族共拥齐万年反晋，晋山阳县令江统“深惟四夷乱华，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论》”论中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而因其衰弊，迁之畿服，士庶玩习，侮其轻弱，使其怨恨之气毒于骨髓。”而各少数族“以贪鄙之性，挟愤怒之情，候隙乘便，辄为横逆。而居封域之内，无障塞之隔，掩不备之人，收散野之积，故能为祸滋扰，暴害不测”，是隐伏的大患，因此提出具体的“徙戎”措施，“申谕发遣，还其本域，慰彼羁旅怀土之思，释我华夏纤介之忧”。
西晋时，各少数族内徙的各种原因并未消除，政治经济基础薄弱的西晋政权要解决这一长期历史过程中形成的社会问题，也难骤收成效，而沉迷于奢侈的西晋统治阶层也不可能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因此，江统等人基于“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传统观念提出的种种迁徙少数族的措施，不可能实行，他们对少数族乘机起兵的忧虑在西晋末年终于因八王之乱而成为事实。内徙及将要内徙的各少数族不仅将西晋帝国送入坟墓，而且在其后两个多世纪中，在中国北方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主要角色。。
（四）西晋的瓦解
1.政坛奢侈之风与清谈之弊
西晋皇室本出世家大族，又因执政而夺取政权，魏代公卿大臣亦为新朝开国元勋，没有经过艰难的创业过程，西晋建立后，也少有励精图治之举。
晋武帝虽在灭吴之战中显示出他的政治才能，但他过分优宠贵戚大臣，听任其结党营私，争权夺利。晋武帝本人也追求享乐，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下令选取公卿以下女子充入后宫，禁止百姓婚娶，灭吴之后，又将孙皓后宫5，000多人全部收取，宫女万人，许多人受到他的宠幸，以致于他无所适从。
他还卖官取钱以供享乐，被人当面指责为不如东汉桓、灵二帝。上而如此，下必甚焉。太尉何曾衣服装饰，极尽奢华，一日餐费达万钱，还说没有可口的饭菜。何曾子何劭亦官至三公，奢华超过乃父，每日生活费高达二万钱。
侍中和峤竟用人乳养小猪以供蒸食。当时贵戚王恺、羊琇、石崇等人均以奢华相较量，石崇与王恺斗富，任意毁坏大量财物，夸示豪富，则令人触目惊心，可是晋武帝不但不加禁止，反而推波助澜。为了满足奢侈的需要，贵族官僚们广占土地，掠卖人口，视钱如神。时人鲁褒曾作《钱神论》加以讽刺说：“洛中朱衣，当途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执我之手，抱我终始。..
谚曰：‘我无耳，可使鬼。’凡今之人，唯钱而已。”
权贵们在生活上极尽奢华，对政事却不加用心。西晋时，玄学盛炽，玄学人士手中挥舞标明身份的麈（zhu，音主，兽名，形如鹿）尾，以《老子》、《庄子》及《易经》为“神聊”的主题，追求一种放达而无拘束的生活，其末流则以沉醉不醒，**相逐为荣。
当朝权贵如王戎、山涛等均为玄学名士，他们追求玄学所倡导的“自然”，但又舍不得放弃权势，于是宣扬一种周公、孔子“名教”与“自然”相同的说教，表明自己虽身处朝堂，内心却在自然山水之中，因而他们一方面官高位显，一方面又怠弃政务，参与清谈，以短言隽语博取名誉。
王戎堂弟王衍在晋武帝末及惠帝初历官黄门侍郎、尚书令，而终日“唯读《老》、《庄》为事，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更改，世号‘口中雌黄’。..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仿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
在他的影响下，尚书郎以下官员也羞于谈论儒家伦理及致治之术，以废弃政务者为高雅，流风所及，“学者以《老》、《庄》为宗而黜《六经》，谈者以虚荡为辨而贱名检，行身者以放浊为通而狭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
当各种社会矛盾激化之时，为政者却崇尚清谈，追逐玄虚，后人常指斥王衍等人以清谈误国，确实没有错怪他们。
2.八王之乱
西晋封宗室子弟为王，又让他们充当都督，出镇战略要地，他们“或出拥旌节，莅岳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欲以此拱卫司马氏皇权，反给他们争逐皇位提供了条件。
晋武帝建立西晋，不忘其父、祖司马昭、司马懿等创立之功，将他们的子弟均封为王，又为他死后皇位继承人之争埋下了祸根。因权势争夺而激化各种社会矛盾，使西晋政权崩溃的八王之乱，正是不同派系的司马氏宗王之间的厮杀。
八王中，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是司马懿的儿子，河间王司马伷、东海王司马越也是司马懿一系的人物；齐王司马伷是司马昭的孙子，因其父司马攸曾过继给司马师，名义上又是司马
师的后代；楚王司马玮、长沙王司马伷、成都王司马颖则是晋武帝的儿子。
宗室诸王如竟陵王司马懋、常山王司马衡、新蔡王司马腾、梁王司马肜等也参与了八王的角逐。
八王之乱开始于宫廷斗争。晋武帝晚年，诸子幼小，太子司马衷（公元259—306年）又是一个人所共知的白痴，朝廷百官大都倾心于身兼侍中、司空、太傅数职的齐王司马攸。
司马攸是晋武帝弟弟，曾过继给司马师，司马昭执魏政时，自以为得之于司马师，有过让司马攸作身后继承人的打算，临
死又让司马攸之兄司马炎即晋武帝继任。
在晋武帝初期，司马攸待人宽厚，好学而勤于政事，因而受到朝臣的推崇。晋武帝对这个弟弟本就心怀猜忌，中书监荀勖、侍中冯紞因谄媚求进受到司马攸的痛恨，他们怕司马攸继承帝位后于己不利，遂劝晋武帝令诸王各返封国，司马攸首当其冲。
太康三年（公元282年），晋武帝不顾众多朝廷大臣留司马攸于洛阳匡辅朝政的请求，逼司马攸归封国，司马攸不久忧愤得病而死。
太熙元年（公元290年）四月，晋武帝病死，皇太子司马衷即位，即晋惠帝，其外祖父杨骏任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辅政。杨骏弟杨珧任卫将军、杨济为太子太保，共掌朝政。
惠帝皇后贾南风企图自己掌握大权，遂利用宗室诸王不满杨氏兄弟专权的情绪，于元康元年（公元291年）二月密召都督荆州诸军事楚王司马玮入朝，次月诛灭杨氏兄弟及其同党，以汝南王司马亮为太宰，与朝廷重臣太保卫瓘共同辅政，宗室诸王多被召入洛阳，授以要职。这年六月，贾后又令当时任卫将军的司马玮杀死司马亮、卫瓘，随即又以司马玮擅杀朝廷大臣为名，将他处死。此后数年中，贾后依靠其族兄贾模、内侄贾谧及名士张华、裴頠、王戎等控制朝政，政局相对稳定。
惠帝所立皇太子司马伷非贾后所生，而司马伷又与贾模发生冲突。元康九年十二月，贾后将司马伷废黜，并将他囚禁起来。永康元年（公元300年）
三月，又假托惠帝命令，将司马伷处死。四月，梁王司马肜、赵王司马伦利用其掌握的禁军，又借惠帝名义，废贾后，杀司空张华、尚书仆射裴頠、侍中贾谧等，司马伦自任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
永宁元年（公元301年）正月，司马伦称帝，尊惠帝为太上皇。三月，镇许昌（今河南许昌市）的齐王司马伷、镇邺城（今河北磁县南）的成都王司马颖、镇长安（今陕西西安市）的河间王司马伷联合举兵，以讨伐司马伦为名，豫州刺史李毅、兖州刺史王彦、新野公司马歆起兵响应。
四月，司马伷、司马颖击败司马伦的军队，进入洛阳，拥惠帝复位，司马伷随后被任命为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总掌朝政。
太安元年（公元302年）三月，晋惠帝唯一的后人皇太孙司马尚病死，皇位继承人空缺。
司马伷遂立晋武帝子清河王司马遐年仅8岁的儿子司马覃为皇太子，以图长期执政，并打消司马颖、司马伷作为晋惠帝弟弟对皇位的觊觎。十二月，司马伷上书朝廷，称司马伷欲自立为帝，与司马颖、司马歆及范阳王司马伷再次起兵攻洛阳，逼司马伷罢职。在洛阳任骠骑将军的长沙王司马伷趁机举兵攻杀司马伷，惠帝于是任命司马伷为太尉、都督中外诸军事执政，司马颖、司马伷各还本镇。
太安二年八月，司马颖与司马伷又以反对司马伷专执朝政为名，各率大军向洛阳进击，与司马伷军战于洛阳城外，三四十万大军急战三个月之久，洛阳城内粮食缺乏，而“诏命所至，一城而已”。
留住洛阳城内的东海王司马越于是联络部分禁军将领，擒司马伷，开城求和，司马伷被处死，司马越被任命为尚书令。司马颖升任丞相，他将自己的五万多部队布置在洛阳各城门，又以三支部队代替宿卫禁军，自己却返回邺城。司马伷也回到长安。
永兴元年（公元304年）三月，司马颖经司马伷推举，被封为皇太弟，作为晋惠帝的法定继承人，以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在邺城遥控朝政。他“僭侈日甚，有无君之心。..大失众望”2。七月，司马越率豫章王司马炽、襄阳王司马范及朝廷百官，举兵十余万，奉惠帝进击司马颖，在荡阴（今河南汤阴）大败于司马颖军，惠帝被俘入邺城，司马越逃归封国，集合力量。司马伷则乘此机会，令其部将张方率军进驻洛阳。
八月，与司马颖有矛盾的幽州刺史王浚联合司马越弟、并州刺史东瀛公司马腾，率乌桓、鲜卑士兵进击司马颖，攻下邺城，司马颖拥惠帝逃奔洛阳。
十一月，张方将惠帝劫持到长安，司马伷遂废司马颖皇太弟名号，改以晋武帝第二十五子豫章王司马炽为皇太弟，自以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的身份执政。
永元二年（公元305年）七月，司马越于徐州（治今江苏徐州市）起兵，向西进攻司马伷。次年六月，击败司马伷军，迎惠帝还都洛阳，司马伷、司马颖相继被杀，历时16年之久的八王之乱方告结束。十一月，惠帝病死，皇太弟司马炽继位，即西晋怀帝。司马越以太傅、录尚书事之职执政，八王之乱造成的恶果也由司马越一人独吞，大规模的流民起义与少数族反晋活动交织在一起，使洛阳政权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3.流民起义
晋惠帝即位以后，政乱朝危，八王之乱后期大规模的内战又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加上惊人的旱灾，在安定时期也仅能勉强生存的广大百姓遂抛弃家园，奔迸流移，结成一股股声势浩大的流民群。地方豪族乃至一些地方官吏也随流民活动，往往成为流民群的首领，这使西晋末年的流民起义与秦汉农民大起义相比，独具特色。
早在晋惠帝元康年间，由于氐族人齐万年起兵反晋，秦、雍一带又连遭旱灾，略阳（治今甘肃天水东北）、天水（治今甘肃天水）等六郡民数十万人在李特、阎式、赵肃等氐、汉豪族的率领下，到梁、益二州逃荒避乱。
益州刺史赵廞召集六郡人中勇壮者万余人，密谋割据称雄。后赵廞猜忌氐族人李特兄弟，李特率流民7000余人进攻成都，赵廞败逃被杀。继任益州刺史的罗尚逼六郡流民返归故土，并试图杀其首领以掠取财物。
李特于是聚集流民起兵，自称益州牧，因其政令简明而受到益州当地百姓的拥护。李特战死后，其弟李流、李雄相继统领起义流民。
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十二月，李雄攻下成都，自称成都王。晋永兴元年（公元306年），李雄称皇帝，年号“晏平”，国号大成，以成都为都城。
后李寿于东晋咸康四年（公元338年）改国号为汉，史称成汉。这个割据政权在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年）被东晋消灭。
李特兄弟在益州起兵时，西晋政府令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市）征发武勇赴击，严期督促。
被征发者离家不远，便流亡聚集。太安二年春，平氏县（治今河南桐柏县西）小吏张昌在安陆县（今湖北安陆）聚集流亡到该地的数千人，攻下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推山都县（治今湖北谷城南）吏丘沈为皇帝，建元神凤，张昌自为相国。丘沈改名为刘尼，声称自己是汉皇室后裔，江、汉间百姓群起响应，迅速控制了荆、江、徐、扬、豫五州大部分地区。
同年秋，张昌被晋荆州刺史刘弘部将陶侃攻杀。次年，奉张昌之命率军进攻江、扬二州的石冰、封云也相继败亡，起义失败。
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西晋政权派兵遣送聚集在南阳一带的关中流民回归本土，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人王如率流民少年将政府军击败，与庞实、侯脱等流民首领相率起兵反晋，王如自称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但他们相互攻击，王如称臣于反晋的匈奴刘聪，侯脱则勾结羯人首领石勒。
后侯脱被石勒所杀。永嘉六年，王如向西晋将领王敦投降，不久亦被杀。
李特等关陇流民在益州起兵时，益州土著居民四五万家流亡到荆州和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市），他们受当地地方官员的歧视和压迫，与当地居民也不断发生冲突。
永嘉五年，流民李骧于乐乡（今湖北松滋东北）聚众起事，晋荆州刺史王澄袭杀李骧，并将8000多流民沉杀于长江中，晋湘州刺史荀眺也打算将益州流民全部捕杀。流民遂同时起义，推乡里望族、原益州秀才杜弢为首领。杜弢自称梁益二州牧、领湘州刺史，攻湘州各郡，直到晋愍帝建兴三年（公元315年）才最后失败。。
4.刘渊、石勒的反晋活动
与流民起义相比，匈奴刘渊与羯人石勒的反晋活动对西晋政权的威胁更大，并最终消灭了西晋政权。历史上将匈奴、羯人反晋活动称为永嘉之乱。
八王之乱中，争战的各方及依附于八王的西晋州郡牧守纷纷联络各族居的少数族，以扩大势力，为少数族参与西晋政争并自求发展创造了条件。
早在晋惠帝即位之初贾后专权时，镇守邺城的成都王司马颖、镇守关中的河间王司马伷及并州刺史司马腾均私自遣使到塞北的鲜卑拓跋部，加以笼络，司马颖还上奏朝廷，让并州匈奴左部帅刘渊作行宁朔将军、监匈奴五部军事，晋安北将军王浚竟先后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辽东鲜卑首领务勿尘、苏恕延。
司马颖将刘渊收罗在自己麾下，他受封为皇太弟时，任命刘渊为太弟屯骑校尉，后击败司马越，又任命刘渊为冠军将军，封他为卢奴伯。
当司马腾招集鲜卑拓跋部，王浚拥辽东鲜卑及河北乌桓，连军进攻邺城时，司马颖接受刘渊的建议，任命他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让他回并州招集五部匈奴反击司马腾等。
刘渊还至匈奴族众所在的左国城（今山西离石北）后，匈奴贵族认为摆脱西晋统治的时机已到，于是共推刘渊为匈奴大单于，迅速建成一支5万人的军队。
晋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司马颖被王浚击败，逃奔洛阳，刘渊便自称为汉代皇室刘氏之后，追尊蜀汉后主刘禅，自封为汉王，年号元熙，公开反晋。
刘渊称汉王后，击败司马腾，并州地区两万多户汉族百姓随司马腾向南流亡，号称“乞活”，随后数十年中，这些“乞活”的流民组织一直与匈奴及羯族政权为敌。
刘渊不久得到在青徐二州起兵反晋的东莱（今山东掖县）人王弥及羯人石勒的归附，势力很快扩大到黄河以北地区。
石勒（公元274—333年），字世龙，出上党武乡（今山西榆社北）羯人，他的祖父和父亲均为羯族部落小酋长。石勒曾因作小生意到过洛阳，后还乡耕种，代其父统辖所部羯人。
晋惠帝太安年间，并州地区饥荒骚动，刺史司马腾虏掠羯人，卖到河北，以获取军饷，石勒也被卖给茌平（今山东茌平县西）一家人作奴隶，不久被主人放免，为人佣耕求食。当时西晋在茌平设有养马的马苑，石勒与马苑长官汲桑联络，招集王阳等八个伙伴，乘苑马抢掠财物。
及成都王司马颖败于王浚、司马腾，司马伷将晋惠帝劫持到长安并废黜司马颖皇太弟名号后，原司马颖部将公师藩在河北起兵，抗击司马伷，石勒与汲桑率马苑牧人投靠公师藩。公师藩不久被晋濮阳太守苟晞击杀，石勒、汲桑逃回马苑，率牧人劫郡县囚徒，招山泽亡命，以拥成都王司马颖为名。
后奔袭邺城，杀从并州逃亡而来的司马腾，但不久却遭到司马越部将苟晞毁灭性的打击，汲桑战死。石勒逃回上党，率于当地筑垒自守的羯族酋长张郃督、冯莫突等投奔刘渊，被任命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统领羯人，时在永嘉元年（公元307年）末。石勒从此成为少数民族反晋的领袖人物。
永嘉二年，刘渊基本上控制了并州全境，于是称皇帝，以汉为国号，都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任命石勒为汉持节、平东大将军、都督山东征讨诸军事，进军河北。
石勒迅速攻占冀州（治今河北冀县）各郡，杀西晋地方官吏及冀州刺史王斌，攻陷100多个汉族豪族及百姓屯守的坞壁堡垒，将强壮者充作兵士，并将其中“衣冠人物”集中在一起，称“君子营”，以赵郡中丘（今河北内丘县东）人张宾为谋主，“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
这时，刘渊之子刘聪也奉命攻下上党郡（治今山西黎城西南），打通了进军洛阳的道路。
永嘉三年，刘聪渡过黄河，进至洛阳城外，司马越据城迎战，将其击败，乞活帅李恽等赴救洛阳，刘聪退走。永嘉四年六月，刘渊病死，刘聪杀其兄刘和，自立为汉皇帝。九月，刘聪命刘曜、刘粲、王弥等再次进攻洛阳，石勒也渡过黄河，攻占南阳、襄阳等城，收降王如等反晋的流民起义军，对洛阳形成迂回包围的态势。洛阳发生饥荒，司马越发羽檄急召州郡赴援，晋怀帝对使者说：“为我语诸征镇，若今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1但司马越执政后，专擅威权，谋取帝位，“州郡携贰，上下崩离”，而州郡牧守如琅邪王司马睿等各图趁乱发展自己的势力，“所征皆不至”。
十一月，司马越弃怀帝，率众20多万逃离洛阳，向东进发。永嘉五年（公元311年）三月，司马越病死于项城（今河南沈丘），大将军、襄阳王司马范与太尉王衍率众继续向东逃窜。
四月，王衍等在苦县宁平城（今河南郸城县东）被石勒大军追上，王公以下及士卒共10余万人被杀，王衍及晋宗室诸王48人被俘，不久亦被杀。
八王之乱中硕果仅存的司马越势力就此消失，清谈家王衍从此留下“误国”的骂名。
5.西晋的灭亡
司马越逃亡之军覆灭后，洛阳孤城对敌。永嘉五年六月，刘曜、王弥、石勒挥师洛阳，洛阳城中的西晋公卿作鸟兽散，晋怀帝试图逃奔长安，被刘曜等追上，公卿士卒3万多人被杀，洛阳宫殿被烧，妃后受辱，晋怀帝被掳入平阳。永嘉七年二月被刘聪所杀。
洛阳失陷，怀帝被俘后，逃亡在外的晋司空荀藩传檄州镇，推镇守建邺（今江苏南京市）的琅邪王司马睿为盟主；青州刺史苟晞则拥立晋武帝孙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自封为尚书令，拜置官属；驻于幽州（治今河北涿县）的大司马王浚也承制假立太子，署置百官。
永嘉六年，豫州刺史阎鼎挟持晋武帝另一个孙子秦王司马邺西奔长安，雍州刺史贾疋遣兵迎接。次年四月，怀帝死讯传到长安，司马邺被拥立为帝，即西晋愍帝。
晋州镇势力人物如司马睿、王浚、凉州刺史张郃等虽遥奉晋愍帝的号令，但他们对长安这个几乎由清一色的关陇人组建的临时政府并不感兴趣，各图自保，未能响应晋愍帝的号召，派兵共骧义举，“荡除凶寇”，“奉迎梓宫，克复中兴”。
这时长安频遭战火洗劫，“户不盈百，墙宇颓毁，蒿棘成林”。关中地区发生严重饥荒，疾病流行，盗贼遍起，百姓被迫相互残食，关中豪族各筑坞自守，临时政府分别任命他们为将军、太守，朝廷大臣阎鼎、索綝、梁综等又相互猜疑，甚至兵戎相见，因此晋愍帝长安政权难以形成稳定局势的力量。
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八月，刘曜围攻长安，“京师饥甚，米斗金二两，人相食，死者太半”。
在外援不至的情况下，晋愍帝决定投降，“庶令黎元免屠烂之苦”，于十一月“肉袒衔璧，舆榇出降”，与其公卿大臣一同被俘入平阳。次年十二月，晋愍帝被杀，西晋灭亡，琅邪王司马睿随即称帝，仍以晋为国号，在江南建立起司马氏流亡政权。
西晋的瓦解与东汉帝国瓦解一样，有其内部政治与经济的因素起作用，但又不全同于东汉帝国分解为三个鼎峙的割据政权，因为民族冲突逐渐成为西晋末年动乱的根源。
全国的重新统一就有待于各个进入中原的少数族的活力逐步消失，民族融合完成以后，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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